魯迅與朱光潛之爭

近來在看魯迅與梁實秋延續八年之久的爭論,原本只是對文學有沒有階級性各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料越演越熾,到最後的人身攻擊。兩人都有愛國心,也都崇尚文學的嚴肅性,追求言論與思想的自由;但由於兩人的經歷、核心思想和對美學的觀念有差異,於是產生了種種衝突和矛盾。當時,因為魯迅是站在普羅大眾的一方,站在制高點上,且筆鋒犀利,加上馮乃超一旁敲邊鼓,給梁實秋貼上「資本主義的走狗」的標簽,以當時的社會氛圍,梁實秋處了下風。然過了八十多年後,時間總算給了人們有一個適當的距離,再回頭檢視當時兩人的理論,發現道理是在梁實秋這邊的,魯迅為辯論而辯論,只有否定意見,沒有建設意見(余英時語)。

這因此又讓我聯想到魯迅在自己一篇駁斥朱光潛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裡,舉了一個例子:土財主買了一個周鼎,請了銅匠將鼎上的斑駁土花和銅銹給清除了,將清除乾淨閃閃發亮的周鼎放在自家廳上。魯迅在訕笑之後,靈光乍閃地想到:這才是周鼎的真面目啊!之所以風塵滿面,是因為經過了千年的掩埋與風霜,然在當時代,它本是餐具,就該是閃閃發亮地存在啊!

於是他主張,回頭看任何古典文學或藝術時,都應該全面了解時代背景與當下一切發生的元素,還原其真實面貌。

這是很吊詭的一件事,如若我們依此理論回到魯梁論戰的當時,正是階級鬥爭的開始,他搭了普羅大眾的便車,在論戰中得到上風。然經過八九十年後,雙方的勝負隨著語境與時代發展而有了不同變化。可見,時間的因素,並無法完全排除在外,某些情境經過時間的淘洗,才出現真相的。

朱光潛與魯迅的爭論,是一個公案。當時也是魯迅佔上風吧,雖然我對他的論理也覺佩服,也接受,但並不以為朱光潛是錯誤的。雖然魯迅能證實錢起寫文之當下的時空背景有其不得已,但卻也不能抹煞錢起在寫試題的當下其感觸是真實的的可能性。只是朱光潛將陶潛定意
為渾身"靜穆",這的確也太籠統了,難怪魯迅跳了起來。...^^

看這些文人吵架很有意思,從中也不禁有個聯想:當初,這些文人之所以有人選擇離開中國,有人選擇留下,與個人的性格,也有很大關係吧?

以下將朱光潛和魯迅爭論的原文轉貼過來,很精彩的兩篇文:


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答夏丐尊先生
朱光潛

記不清在哪一部書里見過一句關于英國詩人Keats的話,大意是說諦視一個佳句像諦視一個愛人似的。這句話很有意思,不過一個佳句往往比一個愛人更可以使人留戀。一個愛人的好處總難免有一日使你感到“山窮水盡”,一個佳句的意蘊卻永遠新鮮,永遠帶有幾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誰不懂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是誰能說,“我看透這兩句詩的佳妙了,它在這一點,在那一點,此外便別無所有?”

中國詩中的佳句有好些對于我是若即若離的。風晨雨夕,熱鬧場,苦惱場,它們常是我的佳侶。我常常嘴里在和人說應酬話,心里還在玩味陶淵明或是李長吉的詩句。它們是那麼親切,但同時又那麼遼遠!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兩句對我也是如此。它在我心里往返起伏也足有廿多年了,許多迷夢都醒了過來,只有它還是那麼清新可愛。
這兩句詩的佳妙究竟何在呢?我在拙著《談美》里曾這樣說過︰
情感是綜合的要素,許多本來不相關的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調協,便可形成完整的有機體。比如李太白的《長相思》收尾兩句“相思黃葉落,白露點青苔”,錢起的《湘靈鼓瑟》收尾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溫飛卿的《菩薩蠻》前闋“水晶簾里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秦少游的《踏莎行》前闋“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這里加點的字句所傳出的意象都是物景,而這些詩詞全體原來都是著重人事。
我們仔細玩味這些詩詞時,並不覺得人事之中猛然插入物景為不倫不類,反而覺得它們天生成地聯絡在一起,互相烘托,益見其美,這就由于它們在情感上是諧和的。單拿“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來說,曲終人杳雖然與江上峰青不相干,但是這兩個意象都可以傳出一種淒清冷靜的情感,所以它們可以調和,如果只說“曲終人不見”而無“江上數峰青”,或是說“江上數峰青”而無“曲終人不見”,意味便索然了。
這是三年前的話,前幾天接得丐尊先生的信說︰“近來頗有志于文章鑒賞法。昨與友人談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這兩句大家都覺得好。究竟好在何處?有什麼理由可說︰苦思一夜,未獲解答。”這封信引起我重新思索,覺得在《談美》里所說的話尚有不圓滿處。我始終相信“欣賞一首詩,就是再造一首詩”,各人各時各地的經驗,學問和心性不同,對于某一首詩所見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這就是說,欣賞大半是主觀的,創造的。我現在姑且把我在此時此地所見到的寫下來就正于丐尊先生以及一般愛詩者。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于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游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里的。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里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寫到這里,猛然想起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獨刈女》。湊巧得很,這首詩的第二節末二行也把音樂和山水湊在一起,Breaking the silence of the seas Among the farthest Hebrides 傳到那頂遠頂遠的希伯里第司打破那群島中的海面的沉寂
華茲華斯在游甦格蘭西北高原,听到一個孤獨的割麥的女郎在唱歌,就做了這首詩。希伯里第司群島在甦格蘭西北海中,離那位女郎唱歌的地方還有很遠的路。華茲華斯要傳出那歌聲的清脆和曼長,于是描寫它在很遠很遠的海面所引起的回聲。這兩行詩作一氣讀,而且里面的字大半是開口的長音,讀時一定很慢很清脆,恰好借字音來傳出那歌聲的曼長清脆的意味。

我們讀這句詩時,印象和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兩句詩很相似,都仿佛見到消逝者到底還是永恆。玩味一首詩,最要緊的是抓住它的情趣。有些詩的情趣是一見就能了然的,有些詩的情趣卻迷茫隱約,不易捉摸。本來是愁苦,我們可以誤認為快樂,本來是快樂,我們也可以誤認為愁苦;本來是詼諧,我們可以誤認為沉痛,本來是沉痛,我們也可以誤認為詼諧。我從前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以為它所表現的是一種淒涼寂寞的情感,所以把它拿來和“相思黃葉落,白露點青苔”,“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諸例相比。現在我覺得這是大錯。

如果把這兩句詩看成表現淒涼寂寞的情感,那就根本沒有見到它的佳妙了。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里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阿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
這里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

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如果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兩句詩中見出“消逝之中有永恆”的道理,它所表現的情感就決不只是淒涼寂寞,就只有“靜穆”兩字可形容了。淒涼寂寞的意味固然也還在那里,但是尤其要緊的是那一片得到歸依似的愉悅。這兩種貌似相反的情趣都沉沒在“靜穆”的風味里。江上這幾排青山和它們所托根的大地不是一切生靈的慈母麼?在人的原始意識中大地和慈母是一樣親切的。”來自灰塵,歸于灰塵”也還是一種不朽。到了最後,人散了,曲終了,我們還可以寄懷于江上那幾排青山,在它們所顯示的永恆生命之流里安息。

《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
魯迅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為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為美的小疵。
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于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游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里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里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于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于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于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于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之類,就往往為人所稱道。因為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里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
這里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于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于人一樣。至于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著眼楮,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于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干二淨,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听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

這啟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干干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稜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于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
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
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
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于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于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只有一部《大歷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
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
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
空余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轉自: 萬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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